赴日医疗中介为何只专心服务这个团体

因为国内外医疗水平的差距，这造就了海外就医市场的中长期的刚需，这高昂的医疗费用可能会把大多数新兴的中产阶级挡在门外，中介机构开始积极寻找或培养新的医疗需求。那些排在日本之前的国家，人口数量从几万到几十万、几百万不等，人口最多的西班牙也不到5000万人。日本拥有1.27亿人口。通常来说，一个国家人口越多，面向全民提供可及的、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就更困难，在此排行榜中，同为人口大国的美国居第35位;中国居第60位。

　　日本自身的新药研发能力，虽次于美国和欧洲，但其对药品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，吸引大批国际药企将创新药和仿制药引入日本市场。如此一来，日本新药上市时间与欧美差距不大，滞后期在数月之间;也不乏同步上市甚至优先上市的新药，如全球首个PD-1药物Opdivo，就在2014年7月于日本率先获得批准，五个月后，才在美国获批上市。

　　新里程美家国际医疗总经理郭亮分析，美国的医疗科技优势明显，但日本在很多医疗领域非常接近美国，且在部分亚洲人高发病种上还有优势。

　　最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大多在美国率先使用，然而，去美国看病开销太大，前往医治重大疾病的中国患者，动辄需要负担上百万元，且地理距离遥远，身体虚弱的重症患者需面对旅途劳顿和时差的挑战。而整体医疗水平与其接近的日本，医疗费用比美国便宜很多，距离又近。

　　出国看病服务机构厚朴方舟的创始人王刚注意到，前往日本的中国患者的病种渐趋多样化，虽然癌症仍占第一位，但占比不到一半，心脏病、丙肝、脑神经外科患者数量都在快速上升，艾滋病、癫痫、疑难病症患者也在增多。

　　为吸引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富裕阶层，2011年，日本推出医疗签证服务，增加国外患者赴日本的次数，延长在日本的停留时间。日本将医疗旅游业纳入“新经济增长战略”。

　　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16年，医疗签证签发数量1307件，其中1149件签发给中国人，占到87.9%。业内人士认为，这一数字只部分反映出重症患者赴日就医的情况，去日本看病的中国人中，百分之六七十都可能走旅游签证。

　　医疗旅游与海外游客的增长是正相关的。2017年，赴日的海外游客已经达到2869万人次。日本驻华使馆一等书记官大熊雅昭，日常负责签证相关业务，他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“以中国为中心，因医疗目的而访问日本的外国人在迅速增加。”

　　近邻日本，有些先进的治疗方法的价格甚至比中国还低。王刚举例称，日本质子重离子项目一个疗程在17万元起，上海质子中心的价格是28万-35万元。日本的医疗费用为何这么低?

　　这与日本医疗采用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分不开。在日本，医疗保险范围内，所有的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皆由政府定。在公共医疗保险范围之外的，如医美项目，需全额自付，由医院自主定价。

　　日本充分动员政府力量与药企谈判价格，降价效果明显。例如，一种治疗丙肝的药物，服药12周，基本治愈丙肝，在美国全部疗程下来，费用在70万-80万元;这种药在日本一开始价格也很高，但到第二年采购时，政府就把报价拦腰砍一半。

　　美日之间医疗服务费用差距大，是因为日本和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不同。日本是在公共医疗保险下提供统一的医疗服务，政府对医疗价格的影响力强;而公共医疗保险在美国，只是保一部分，另外有非常灵活的商业保险来保障医疗服务，由于医疗服务主要由民间提供，价格也就由民间自主设定，想要享用高质量的服务，价格自然就高。

　　没有日本公共医疗保险的外国患者就医，需要全额自付，有时，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加成。日本经济产业省规定，日本医院在接待国际患者时，医疗费用可以上浮，最高能收3倍的价格。理由是为了接收国际患者，日本医疗机构需要对自身进行完善，这样会增加成本。海外就医花销大，即便是去日本，很多国内患者也难以承受。于是，行业内众多的中介服务公司都围着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转。有中介公司对前往美国就医的重症患者进行画像，发现大多是来自二三线城市的私企老板，一位从事海外医疗中介服务的业内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他们有经济实力，但“信息比较闭塞”，需要中介的服务。

　　比照这个用户画像，一家业内头部企业曾在宁波和温州成立分公司，因为那里有钱的老板多。然而，实际业绩一般，两个分公司不得不关张。“还是地方太小了，眼界太局限了，人们有病后，首先想到去上海看，根本想不到去国外看病。”上述业内人士评价。实际上，美国的顶尖医院都设有国际部，很早就开始接待国外患者，拥有完善的对应机制和丰富的经验。这些国际部都会配备中文翻译，提供医学翻译服务。但，“去美国就医在中国推广这么多年，现在量也没做起来。”王刚说。

　　既然此路狭窄，部分海外医疗服务机构在几年前就逐渐开发日本、德国，以及台湾地区的医疗资源。不过，还有一些现实难题横亘。如日本，开放医疗市场时间不长，很多医院并没有做好接收中国患者的准备，大多数医院都没有配备医学翻译，还有住宿、出行、医院预约等繁琐事务需自行安排，对于语言不通的中国患者来说，这个挑战极大。如此一来，重症患者到日本治疗需要翻译及赴日就医中介服务机构来协调。

 

 

　　在日本，产业经济省负责推广医疗旅游战略;但医院归厚生劳动省管理。蔡强分析称，主管部门的错位，造成顶尖医院接待本国患者已经很忙，对接收国际患者并不很积极。日本医院挑病人的情况，也让不少中介服务机构感到困扰。熊娟的经验是，日本医院对中国患者的病例筛选非常严格，其接受度比美国医院低得多，很多癌症晚期患者是不接收的，“日本基本上五个病例推过去，能够接收两个”。

　　日本医生希望接收癌症早期的国际患者，如果患者在国内已经接受了手术治疗，日方不太愿意接收。因为第一临床路径很关键，如果没有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，到第二、第三临床路径才开始改变方案，往往对患者的病情帮助不大。